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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阿西姆·阿里编译｜陈安澜编辑 | 赵澜清 穆祎璠
编者按
本文探讨了印人党当前在印度国内选举政治层面优势地位的动力之源。作者认为，印度社会政治整体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转向是印人党能够保持政治上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在文章一开始，作者抛出了一个问题：当下印度的政治体系是“印人党支配”还是“莫迪支配”？即莫迪的人格是否对印人党保持执政地位起到关键作用。接着，作者试图通过对近期即将举行的重要邦议会选举局势的分析回答这一问题。作者指出，近期印人党在四个大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恰蒂斯格尔邦、特伦甘纳邦选举中都举步维艰。然而，这更多应该被归因于印人党缺乏强有力地方领导人。作者认为，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这些邦选中，即使是国大党等反对党也普遍采取了印度教右翼的印度民族主义立场。这显示，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风潮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向。基于此，作者认为，当前印人党政权更应该被视为“一个意识形态上预先设定的种族多数主义联盟，而不是基于任何独特魅力人格的联盟”。印度教右翼历经数十年培育出的“意识形态蒸汽”也将成为印人党战车的动力之源。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印度总理莫迪在比卡内尔的拉贾斯坦邦议会选举巡游途中向人群挥手致意。图源：亚洲国际新闻社（ANI）
不同于全国民主联盟（NDA，由印人党领衔的政党同盟，瓦杰帕伊领导的印人党曾在1998-2004年间在中央执政）首次执政的历史，当下，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有意挖掘更深乘次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超越了仅仅通过赢得选举掌握政治权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一个彻底的解构和重塑的过程。用政治学者和活动家约根德拉·亚达夫（Yogendra Yadav）充满争议性的话来说，这是“又一个印度共和国的诞生”。诚然，学界对于印度政治转型的性质和程度尚存在争议。在一轮关键邦选举以及开始全国大选之前，人们可能会重新审视某些问题。
第一，当下印度的政治体系是否可以被定性为政党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如果是，究竟是印人党占主导地位，还是纳伦德拉·莫迪？第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政治主导结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如何？包括亚当·齐格飞（Adam Ziegfeld）在内的一些政治学家对印人党的统治地位提出了合理的质疑。他们说，不同于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印人党的统治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拓展到印度南部和东部。声势浩大的印人党选举机器并未能夺下“印地语带”之外的一城一池。目前，印人党没有在印度南部任何一个邦以及东部大片地区（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恰蒂斯格尔邦、贾坎德邦和奥里萨邦）建立统治。此外，与尼赫鲁领导下的国大党不同，NDA尚未通过对政权寿命的严峻考验（一般认为要经历连续三届任期）。尽管如此，鲜有人质疑印人党领导的政党联盟比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拉吉夫·甘地领导的国大党获得了更强大的民众支持。1985年至1990年间，国大党在其传统政治支持来源地——阿萨姆邦、旁遮普邦、卡纳塔克邦、北方邦和中央邦遭遇了戏剧性的逆风。用政治学家苏珊·鲁道夫（Susanne Rudolph）和劳埃德·鲁道夫（Lloyd Rudolph）的话来说，关键邦地区政党的崛起，以及由此导致的传统上以国大党为中心的制度的非合法化，“降低了国大党赢得绝对多数的能力，而正是这种能力帮助国大党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鲁道夫夫妇将国大党在1989年选举的失利归咎于“政党去制度化的癌症”——始于英迪拉·甘地时代，但在拉吉夫·甘地时代仍未得到解决。相比之下，人们可以衡量本轮邦选中的政治不连续性和模糊性。当下，印人党似乎在中央邦、恰蒂斯格尔邦和特伦甘纳邦举步维艰，在拉贾斯坦邦这个以“旋转门”闻名的邦几乎没有决定性的领先优势。但，观察者们有必要在以印人党在上述地方邦选举中运势为出发点预测其在全国大选的趋势时高度谨慎。2019年，印人党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北部、西部和中部的压倒性优势，选票份额往往超过了令人震惊的50%。CVoter最近的一项民调要求选民对莫迪政府的工作进行满意度评价。在拉贾斯坦邦，60%的人表示非常满意，17.4%的人表示不满意。同样，在中央邦和恰蒂斯格尔邦，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也很高（各约58%），强烈不满的程度较低（分别为22%和17%）。这与拉吉夫·甘地政府的最后几年大不相同，当时动荡的罗摩祖地运动和以农村为中心的其他落后阶层（OBC）政党的运动导致国大党完全丧失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支持。目前的阶段与1988-89年时期截然不同，当时国大党联盟因腐败、支持率下降和党内斗争的指控而摇摇欲坠。然而，印人党政党机构过于集中的性质削弱了地方单位，让人联想起了早期国大党的愚蠢行径。印人党近年来在几次邦选举中遭到逆转，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强势、可信的地方领导人。地方邦组织的软弱无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希瓦拉杰·乔汗（Shivraj Chouhan，中央邦首席部长——译者注）、瓦森达拉·拉吉（Vasundhara Raje，拉贾斯坦邦立法议会议员——译者注）和拉曼·辛格（Raman Singh，恰蒂斯格尔邦立法议会议员——译者注）等强大的地方领导人缺乏党内空间。政治分析师阿米塔布·蒂瓦里（Amitabh Tiwari）最近结合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y）和市场调研公司“Axis My India”的调查数据，试图量化国家与邦选举中的“莫迪因素”。在全国选举中，很大一部分人（在过去两次选举中，大约占所有受访者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声称莫迪的领导能力是印人党选举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在几乎每一次邦选举中，只有约5%的人认为莫迪是选票的决定性因素（唯一的例外是北方邦，有10.2%的受访者认为莫迪是决定性因素）。根据政治学科学学者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的论述，拉吉夫·甘地在富有魅力的领导层中囤积政治资本，却没有将决策权交下放给邦级领导人，这种做法对国大党十分不利。因此，拉吉夫·甘地未能将党组织结构内的政治支持制度化。那么，在纳伦德拉·莫迪和阿米特·沙阿的集中统治下，印人党会重蹈覆辙吗？这是一个很难给出任何确定答案的问题。因为正如两年前阿米塔布·蒂瓦里与政治学家拉胡尔·维尔玛（Rahul Verma）所说，目前印人党的领导体系应该更准确地定义为印人党主导体系，而非莫迪主导体系。换言之，这更像是一个意识形态上预先设定的种族多数主义联盟，而不是基于任何独特魅力人格的联盟。从目前的总体政治动态来看，可以提供两个支持性的证据。
首先，国大党在与印人党直接竞争的邦缺乏清晰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在本轮邦选中，国大党邦级组织领导层（特别是中央邦和恰蒂斯格尔邦）有意识地将自己塑造为贴合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主流，以此加强政治合法性。事实上，国大党的中坚力量卡迈勒·纳特（Kamal Nath）也同样强调，印度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这证明，印人党不仅通过重塑制度体系，而且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描绘，从而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受印度教影响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莫迪魅力的延展。其次，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India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clusive Alliance, INDIA）中的曼达尔政党和国大党之间正在爆发冲突。这两股政治力量共同构成了印人党几乎一半全国席位上的主要对手。他们之间潜在的（有时是公开的）冲突证明，要想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意识形态平台，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特别是在种姓普查议程的政治所有权等棘手问题上。随着人们越发意识到陷入了一场针对不再有增量的反印人党选票的零和斗争，这些小规模冲突或将愈演愈烈。此外，反对党在将福利承诺和基于种姓的口号与更宏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方面缺乏政治想象力。印人党和国大党的社会经济议程往往是“免费赠品”和“施舍”的混合体。因此，尽管支持率可能会在边缘群体受损，但印人党统治的引擎仍在持续发力，其长期酝酿的意识形态蒸汽仍在推动着这台永动机向驶向前。
本文编译自《印度教徒报》2023年11月22日文章，原文标题为：
How the BJP juggernaut chugs along 原网址为：https://archive.ph/8qGBK#selection-955.1-955.35
本期编辑：赵澜清 穆祎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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